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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杭生研究
方舒 彭莉莉 现代民政论纲:社会福利与当代中国
发表时间:2016-08-29 18:30  文章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现代民政论纲:社会福利与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层对话

 

方  舒  彭莉莉

 

摘要:“现代民政论”是郑杭生先生创建的社会运行论这一极具中国意蕴的社会学理论,分析“中国经验”时总结出的福利理论,为当代中国社会福利研究开创了崭新的视阈和路径,也为我国现阶段民政工作、社会福利制度及社会政策的发展走向提供了更有本土气息的方案。本文全面阐述了现代民政的基本内涵、主要方面、价值意涵,并将其与“国家―社会”新型关系进行理论对接,进而以世界社会保障和福利发展的视野,让现代民政与当代中国及未来中国形成对话,希冀通过形塑现代民政论向郑杭生先生及社会运行学派致敬。

关键词:社会运行论   现代民政   福利保障   本土理论

 

一、现代民政的探索:“大民政”定位、过程、本质及体制创新

    由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先生率领的研究团队,于2011年对北京实施的“大民政”进行了系统研究,完成了一系列的研究著述,从社会学角度对“大民政”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系统科学的阐释,提出了“大民政极大地推动了从初级民政到现代民政的进程”的观点,代表了现代民政论的正式形成。

     (一)对“大民政”的科学定位

    在我国,民政工作主要是国家面向特殊群体、困难群体和优抚对象所开展的社会福利,是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的中国形态。在郑杭生等人看来,北京市“大民政”的理念已超出了传统民政工作范畴,融合了民生事业、社会服务等内容,与“民生福利”所涉内容基本一致。郑杭生及其团队从社会学视域出发,打通了“大民政”与社会福利间的学术关联。

    现代民政论对北京“大民政”的定位,从分析北京市推进世界城市背景下民生建设的当前任务与现实社情出发。中国经过30多年的经济腾飞一跃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社会经济已从初级发展转入科学发展新阶段,如果无视这一趋势,作为首都的北京在迈向世界城市的探索中,民生福利建设就会固守在初级发展思维下原地踏步。该理论认为,为更好地实现城乡居民、流动人口乃至全体国民的福祉,民政工作必须具有回应时代要求的新变化。

    现代民政论指出,我国民政工作当下需要从社会福利角度实施一系列创新。第一,扩展工作对象,优先解决特殊群体、困难群体、优抚群体民生问题,同时给予中低收入人群、流动人口及全体市民更多关注;第二,提升服务水平,通过“大民政”工作构建适度普惠、水平较高的民生保障体系,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全民福祉;第三,完善工作体系,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兴办社会事业、提供公共服务

    现代民政论将北京“大民政”定位为“现阶段中国特色的现代民政”,明确表达了现代民政发展是一个艰辛探索的过程,也鲜明地揭示了“大民政”属于现代民政的一种形式,能代表我国当前民政事业发展趋势。

    (二)“大民政”的过程论

    现代民政论对“大民政”的定位充分体现了过程论视角,郑先生对此概括是:“从过程来看,‘大民政’是对推进现代民政的艰辛探索”,我们称此表述为大民政的过程论。

    现代民政论反对把传统型社会与现代型社会、剩余型福利与制度性福利、传统(或初级)民政与现代民政等对应概念,看成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主张将其视为社会转型、社会福利演变、民政工作发展等一系列连续统上的两端,介乎于连续统两端的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转化过程。郑先生曾说到:“实现‘现代民政’不能不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中间要经历各种不同程度的‘准现代民政’或‘亚现代民政’”,而“大民政”正是现代民政的一种形式,体现着我国正在经历的深刻社会转型进程中民政事业前进的方向。

    这一论断的理论支点是:现代民政的转向是通过“现代的成长和传统的被发明”来实现的,而“传统的被发明”又是通过“重构”(对传统进行某种改造)和“新构”(对传统进行重新建构)来实现的,这就是说“大民政”既传接了原有民政工作的成绩又对其实现了超越,不断推进和探索现代民政。

    现代民政论指出,民政工作的转向对现实来说,反映了国家和政府为提升特殊困难群体乃至全民的福祉,主动实施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创新,表现为“大民政”积极推进原有补缺型福利模式向适度普惠型福利模式转变。

    (三)对“大民政”本质的社会学理解

    现代民政论认为,“大民政”积极推进的原有补缺型福利模式向适度普惠型转变,根本上体现了社会资源尤其是民生福利资源的配置不断改进和优化。郑先生明确说,“现代民政最基本的问题是合理配置同民生相关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结合“大民政”过程论可以说,在民政工作转变中尤其是资源配置方面,现代民政的合理性较初级民政有很大程度的提升,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这已在“大民政”的实践中被证实。

    关于资源配置郑先生谈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是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也是一切工作的根本问题,也应该是民政工作的根本问题”。这可视为社会运行论对“大民政”本质以社会学视角进行的概括阐述。但问题是:从资源配置维度怎样对“大民政”有进一步分析?为此现代民政论围绕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和优化度,将民政工作视为由初级民政和现代民政构成两端的一个发展连续统,也体现了补缺型福利向适度普惠型福利转变的过程。

    郑杭生等人认为,两种福利模式代表着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政工作任务,补缺型福利仅限于特殊困难群体、仅限于满足基本生活、仅限于政府单一供给,社会成员大多无法享受的福利。适度普惠型福利模式是由政府和社会基于经济社会状况,向全体国民提供的、涵盖其基本生活主要方面的社会福利。“从非普惠的补缺型的福利模式,到适度普惠型的福利模式的转变,是民政领域现代性、合理性、公平性的不断增加、增强的过程”,也是作为现代民政形式的“大民政”对优化资源配置不断艰辛探索的过程。

    (四)“大民政”体制创新及其意义阐释

    为什么说资源配置问题成为核心问题?社会运行学派曾有论述:社会资源是能够满足社会成员各类需要的利益、机会和条件,资源有限性决定了任何一个社会系统都必须在治理体系中给出配置方案。现实中公共服务、社会治理以及作为创新公共服务和推进社会治理全新方式的“大民政”,就与资源配置及其优化的议题从根本上联系起来。

    郑杭生先生认为,“大民政”工作也是对社会管理科学化的一种不懈探索,它在社会管理上注意到了六个结合:第一是治标管理与治本管理相结合;第二是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相结合;第三是社会服务与社会管理相结合;第四是社区管理与社会管理相结合;第五是政府主导与多方参与相结合;第六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

    可以说这六结合是社会运行论对“大民政”体制创新的集中阐述。此外,现代民政论还系统总结了“大民政”蕴含的重大意义:

    第一,“大民政”是大力推进现阶段中国特色现代民政的艰辛探索;第二,“大民政”是社会管理从原有体制转向新型体制的不懈努力;第三,“大民政”是社会成员从无感增长转向有感发展的必由之路;第四,“大民政”是夯实世界城市建设基础的北京经验的生动体现;第五,“大民政”是促进建构“国家与社会”新型关系的有力抓手

 

二、现代民政的基本理论架构

    (一)现代民政的基本内涵

    社会运行论认为,社会学是以“社会运行和发展、特别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为研究对象。据此现代民政论主张,“大民政”构建的城乡统筹、覆盖全民、大力造福民生的新民政工作格局,与促进社会和谐、良性运行及协调发展,在研究对象和根本目标上高度一致。且只有将“大民政”落实到现代社会保障与福利这一具体研究领域,才能更为清晰地把握其基本内涵。

    “大民政”是现阶段中国特色的现代民政体制。具体是指在党委领导和政府主导下,以民生为核心,为社会困难群体以及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更多更好的福利保障资源和服务,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的,制度化、一体化、均等化的适度普惠民生保障福利体系11

    由此可见,“大民政”的内涵大体上可被视为现代民政的内涵(或至少是其中的部分内涵),对“大民政”内涵的社会学剖析是对现代民政事业基本内涵的初探。

    (二)现代民政的主要方面

    在现代民政论那里,民政工作涉及一系列内容,如行动主体、服务对象、保障资源、运作机制、工作机理等,构成了现代民政的主要方面。

    第一,关于现代民政行动主体的论述。现代民政论认为,传统(初级)民政如要实现现代转型,必须依靠政府——企业——社会三大部门的协同合作,其中党委领导和政府主导的作用需要充分发挥,同时还必须面向个人、群体、社会组织实施广泛倡导,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形成多元化、复合型的社会保障与福利的供给主体。

    第二,关于现代民政服务对象的论述。现代民政论认为,以人为本是现代民政事业的根本原则,必须优先以社会中需要受到特殊关心的人群为关照对象,进而逐步将边缘人群及流动人口纳入服务范围,最后达至全体社会成员。

    第三,关于现代民政运行机制的论述。郑杭生先生认为,政府——企业——社会的良好合作关系,是现代民政主要的运作框架,靠行政、市场、社会三大部门彼此间结成结构互动、机制互联、功能互补的优化组合,使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发挥各自优势。

    第四,关于现代民政工作机理的论述。现代民政论以北京“大民政”为例说明,现代民政的工作机理在于统筹协调五大关系: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的关系,城市发展与农村建设的关系,全体市民与边缘人群、本地市民与流动人口、一般市民与困难群体的保障和福利需要,现实需要与未来要求的关系,制度建设和服务水平的关系12

    此外,现代民政论还指出,现阶段中国特色的现代民政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适度普惠型的民生福利保障体系,这是对现代民政的实质、特征及福利保障资源进行的系统判断。

    (三)现代民政的价值意涵

    首先是“理论自觉”的学术价值。“理论自觉”是郑杭生先生晚年在回望费孝通“文化自觉”思想时,结合我国社会学发展现实而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学科发展理念。现代民政论提出,“大民政”推进的是一种“北京经验”,它是整个“中国经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显示了“理论自觉”的重要性。

    其次是社会福利发展的导向价值。现代民政论认为,民政工作转型是实现公众福祉普遍提升的关键途经,“大民政”正行进在通往“民生中国”、“福利中国”的道路上,逐渐摆脱原有初级民政的选择性、歧视性、排斥性,代表了从传统民政向现代民政的转型。

    再者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转型的催化价值。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民生福利之间均有密切关系,现代民政论指出,激发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民生福利、民政工作对拉动消费有巨大作用,也对我国的产业结构、就业水平、人口状况产生深远影响,起到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转型的作用。

    最后是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新格局的促动价值。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条件下,如要提供更好的服务、实现更好的治理,就须对社会资源的汲取能力和配置方式进行考虑和设计13。现代民政论认为,“大民政”是对社会建设与管理、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系统的探索,在城乡统筹、推进城乡社区建设、推进社会组织建设等方面,有很多全新做法。

    (四)社会转型与保障和福利:现代民政发展的新阐释

    现代民政论是将现代民政视为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必然产物,主张从社会保障和福利的学理角度考察现代民政。但由于现代社会保障和福利发端于西方国家,该理论对现代民政的阐释是将北京“大民政”置于世界社会保障和福利发展的视野中来进行的。

    “现代民政论”这一论述方式归结起来就是——社会转型、社会保障和福利及现代民政的发展变迁,“这一方式也许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民生保障和福利、民政事业的变迁,以及民政发展之‘北京经验’乃至最新的‘中国经验’的深远意涵” 14

    从社会转型维度看待社会保障和福利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人类社会围绕“走向现代”这一主线有着数不清的叙事篇章,而其中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体制转变和发展趋势,则是一条亮丽又多舛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也会愈发显现出中国从一个新的角度书写属于自己的现代转型故事,透过民政发展的“北京经验”可以发现一条日益清晰的中国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体制转变的脉络。

    所以,以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转变和发展为新视角,检视人类社会的现代性转型过程,尤其是认识和把握西方社会保障和福利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对于进一步探究我国民生保障以及社会福利的根本实质、实际需要、价值取向等,从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国情的社会福利制度,是大有助益的” 15

 

三、现代民政与构建“国家―社会”新型关系

    (一)现代民政论的“国家——社会”关系逻辑

    现代民政论的核心观点之一是:在漫长历史中积淀形成的“中国经验”在当下中国仍然不断成长,其中以“国家——社会”关系作为逻辑主线,各方面问题最终都会聚焦于一点——社会资源的汲取与配置。

    这一观点延伸出三个问题,即社会资源从何处来、如何转化为民生资源、怎样产生资源利用的社会效果。现代民政论的回答是,经济增长、政府财政、社会互助、企业社会责任等都可以成为社会资源的来源,但社会资源存量并不必然等同于民生资源增量,还需靠公共政策行动来加以转化,同时依托市场、民间的力量广泛参与,才能产生实质的社会效果。

    这一回应表达了现代民政论深层次的理论逻辑:必须处理好“国家——社会”关系,必须实现“政府——企业——社会”三大部门间的协同联动,才能最大程度上实现社会资源汲取能力的持续改善,进而提升全民福祉。

    (二)现代民政折射的“国家——社会”关系新理念

    按郑杭生先生及其团队的观点,“大民政”蕴含极丰富的理论与方法论意义,主要体现在其与构建“国家——社会”新型关系的关联上,而从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根本议题——“个人与社会”、“个体与整体”、“社会与国家”入手,才能把握好这些意义。

    现代民政论从“互构论”出发,看到了“大民政”既重视个人也强调社会,推动个人与社会的双重参与、多元互动的同时,强化体制性和制度性衔接,形成民生保障和福利的一种平衡机制;实现了‘条块结合’和‘条块协调’,建立起集中统一的社会福利管理体制;协调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全新格局16

    (三)透过现代民政看“国家——社会”的中国脉络

    在社会运行学派的论述中,现代民政折射出个人、社会、国家多元关系的全新理念,透过“大民政”的实践创新,“国家——社会”新型关系在当下中国正日益显现。郑杭生先生说,“把社会与市场、国家截然对立起来”的激进观点,通俗地说就是让国家(政府)走开,也让市场走开,剩下的仅是作用被极度夸大的“社会”17,而这种“社会”却不符合中国本土文化。中国的“国家——社会”是上下联通的,“家国同构”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独有的社会组织方式。

    现代民政论认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形成的重视社会与民生的悠久传统,以及促成国家与社会融合一体、上下整合的政治理想,即“国家——社会”的中国理念,在当代中国也正由无数个“中国经验”促生新的活力。通过现代民政的持续生长,在巨变时代的民生保障发展进程中国家责任与社会力量正在以特有的方式被展示:一方面,民生保障中的国家责任体现为国家或政府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公共服务理念为民众提供全方位、跨领域的救助、保障和福利;另一方面,构建适度普惠型福利保障体制,社会力量需要广泛参与,否则现代民政的“高级版本”也无法实现。

    (四)现代民政中“政府—市场—社会”的合作框架

    社会运行论对“社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是一个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以及生态环境等子系统的整体系统;狭义的“社会”是国家与市场之外的共同体18,被称为“第三部门”。现代民政论从狭义“社会”出发,认为在“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理念下,中国特色现代民政转型必须要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合作框架。

    在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性进程中,市场的解放、社会的嵌入及政府公权力的科层化,构成社会现代化的三重“协奏曲”。检视西方福利保障制度发展史可见,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又真实地存在,两大失灵后的“社会”应扮演何种角色,成为现代民政论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现代民政论的答案是,现代社会福利保障事业中,政府、市场、社会的三维合作非常必要。社会(中介)组织具有非政府、非营利双重属性,能有效弥补两大失灵而发挥自身独特功能。但社会组织又不能完全脱离政府和市场孤立存在,没有国家权威、没有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正常运行,社会组织也会无所适从,进而产生“社会失灵”。

    (五)“政府—企业—社会”三维复合体的中国探索

    在构建适度普惠的民生福利保障体系时,现代民政论主张,政府、企业、社会在具体实践中要工作上交叉、组织上整合、功能上互补、机制上互联,构成一个完整的“三维合作框架”。这可称得上是关于社会保障福利的“三维复合体论”。其中郑杭生及其团队主要解决了两个问题,即政府、企业、社会三大部门在现代社会福利保障中具体有着何种功能与局限,在实践中逐渐成型的现代民政在推进三维合作框架上都有哪些积极意义。

    面对第一个问题,社会运行学派的观点是明晰的:政府主体主要的责任是制订规则、监管调控、维护秩序,提供公共物品,局限是不适用于“私人物品”的交易与配置;市场主体的作用主要是在经济领域保障供给、实现交换、创造财富、增进福利,局限是通过平等交易配置“私人物品”来追求利益最大化;民间主体的责任主要是公益性和志愿性的,体现社会公平和社会监督,但也有自发性和随意性问题19

    面对第二个问题,郑杭生及其团队从“大民政”中系统总结了民生经济、责任政府和互助社会三大点,构成了现代民政三维合作框架的“北京范本”。其中,民生经济表明现代社会福利保障具有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功能;责任政府体现了政府主导改善民生福祉、落实民生政策的民政职责;互助社会既是现代民政的工作目标又是福利保障的有效抓手,包含社会力量办民生、社会力量办公益、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三大思路。

 

四、讨论:现代民政与当代中国及未来中国的一种对话

    现代民政论从社会学视角看现代民政建设,将其看作是一条未竞的社会建设之路,一种宽覆盖、重品质、可持续的民生保障福利体系建设之路,一条通过社会服务促进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合理配置制度化之路,一条在现代国家建设中现代社工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发展之路。可见,它是现代民政与当代中国及未来中国的一种对话。

    (一)一条未竟的社会建设路

    现代民政论指出现代民政的建设是一条未竞的社会建设之路。全面小康与和谐社会建设离不开社会建设,无论是广义上的社会建设还是狭义上的社会建设,其基本内容都是以协调社会关系为核心20。从正向来说,社会建设既能弥补政府失灵,又能弥补市场失灵。相对于政府运行,它的运行方式能降低社会管理成本;相对于市场调节,它的调节方式更能保证社会公益的目标。从逆向来说,社会建设既能减少政府成为社会矛盾焦点的概率,又能较好处理市场不能或无力处理的问题和矛盾,特别是与民生有关的问题和矛盾21。建设现代民政过程中,发展基层民主是重要任务。我国正处在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和多发期,更需要加强城乡基层社会建设和管理,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培育社会组织等等。

    (二)一种宽覆盖、重品质、可持续的民生保障福利体系建设之路

    对于为民为政者,构建一种怎样的未来民政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这一课题的完成需要高度的智慧。而这一智慧来自于对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研究。现代民政论总结概括为“适度的永恒性与普惠的适度性”。

    中国的历史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大疑问:如果是将我们美好社会的期盼仅仅托付于丰裕富足的生活,这样的寄托究竟能让我们的脚步持续多久、行走多远呢?现代民政论回望西方福利国家制度形成时指出,与西方工业化初期及其后一定时期的阶级冲突和对抗相比较,中国社会的矛盾、冲突、失谐现象无论在性质和程度上都有明显的不同。我国民政工作并不是缓和剧烈阶级冲突和对抗的产物,因而也不是一种权宜之计或权力工具、利益手段、行动策略,而是与作为现代社会的中国——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价值体系、社会生活方式——相匹配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制度设置;也应当成为积极、能动生产性和创造性的普惠民生的福利过程,更重要的在于促成“民生经济”这一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推动宏观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得到根本转变。此外,我国的民政意味着一种政治生活方式,它体现了民主精神和社会参与;也意味着一种文化,它内含了中国文化和价值观,融入了我们的共同体长期积淀的文化传统、民情习俗以及其他非正式制度22

    这表明现代民政的影响力将辐射到经济体制、政治制度、文化价值体系、社会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利益关系、社会资源和机会的配置方式、社会行动的秩序规范体系等。即使如此,所有这些还不足以涵盖民政在未来中国的发展及其影响,因此对未来中国的民政应有一种追求,即构建一种宽覆盖、重品质、可持续的民生保障福利体系23

    (三)一条通过社会服务促进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合理配置制度化之路

    在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中,我们的行动目标指向不断明确: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走向共同富裕,实现民族复兴。目前,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配置的公平和正义、发展过程的包容、发展成果的共享,已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指示器24。社会公平在社会学意义上是指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如何来分配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在主观上体现百姓的共同认可、认同。尽管两者是不可截然分开的,但制度安排无疑是基础的,百姓认可是制度安排合理性的反映和体现。只有把握好这两个维度,才能较好地把握社会公平25

    为此现代民政论指出,建设现代民政,重要的途径之一即通过社会服务促进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合理配置制度化。从正向来说,社会服务是有效促进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合理配置的制度化手段,维系社会秩序,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维护社会治安,促进社会认同,推进社会和谐,落实公平正义,增进社会安定,增进社会团结,改善百姓民生。从逆向说,社会服务是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制度化手段,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应对社会风险,减少社会内耗,控制社会冲突,弥合社会分歧26

    (四)一条在现代国家建设中现代社工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发展之路

    现代民政与未来中国的发展在具体实践层面离不开社会工作的有效开展。著名社会学家雷洁琼曾经指出:民政工作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现代民政论从这个角度出发主张,社会工作的开展要立足民政实际,积极借鉴国外经验,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在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上进行有益探索,积累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27。同时,要秉承“以人为本、助人自助”的社会工作理念,应用和拓展个案工作、团体工作和社区工作的方法,为人们进入正常的社会生活的个人和群体提供帮助,使他们恢复社会生活能力,改善社会互动关系,提高生活质量,从而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28。在现代民政建设中,要把世界眼光与本土特质、国际化与本土化结合起来,既要顶天又要立地,把中国建设成为有自己特色和风格的社会工作大国和强国29。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人,走现代社工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发展之路,是建设现代民政的要义之一。

 

  释:

①②郑杭生:《从初级民政到现代民政是一个大趋势》,《北京日报》,2010-08-03。

③⑤⑨郑杭生:《前言 民生为重造福于民的体制创新探索——从社会学视角解读“大民政”的本质和重大意义》,参见郑杭生、杨敏等著:《大民政的理念和实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夯实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北京经验”》(前言),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第3、4、5页。

④⑥郑杭生:《现代社会与现代民政——一种社会学的领会》,《中国民政》,2009年第12期。

⑦⑩郑杭生:《民生为重造福于民的体制创新探索——从社会学视角解读“大民政”的本质和重大意义》,《新视野》,2011年第6期。

⑧13杨敏:《‘国家——社会’的中国理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及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的创新》,《河北学刊》,2011年第3期。

1112郑杭生、杨敏:《第二章 北京“大民政”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参见郑杭生、杨敏等:《大民政的理念和实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夯实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北京经验”》(核心报告),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第65-66、66-67页。

142223杨敏、郑杭生:《第一章 “大民政”与迈向世界城市的“北京经验”》,参见郑杭生、杨敏等:《大民政的理念和实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夯实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北京经验”》(核心报告),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第15、26~27、36、37页。

15杨敏、郑杭生:《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演变与启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1期。

161819杨敏、郑杭生:《第三章 “大民政”与构建“国家―社会”新型关系》,参见郑杭生、杨敏等:《大民政的理念和实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夯实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北京经验”》(核心报告),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第89~93、94、116~117页。

17郑杭生:《我国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参照系及其启示——一种中西比较的视角》,《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20郑杭生:《关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几个问题》,参见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深化(上卷)——“实践结构论”的提出与“理论自觉”的轨迹》,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36页。

21郑杭生:《关于社会建设的内涵和外延——兼论当前中国社会建设的时代内容》,参见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深化(上卷)——“实践结构论”的提出与“理论自觉”的轨迹》,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98页。

24杨敏、郑杭生:《导语 “民生北京”、“福利北京”与中国未来的一种对话》,参见郑杭生,杨敏等:《大民政的理论与实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夯实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北京经验”》(核心报告),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第11页。

25郑杭生:《在制度创新中落实社会公平——解读广州市政府<惠民66条>》,参见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深化(上卷)——“实践结构论”的提出与“理论自觉”的轨迹》,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12-613页。

26郑杭生:《从社会学视角看社会服务》,《中国民政》,2011年第5期。

27李立国:《明确职责、不辱使命—全力打造社会工作研究的坚实平台》,《中国民政》,2007年第5期。

28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53页。

29郑杭生:《中国社会工作教育事业发展的新起点》,参见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深化(下卷)——“实践结构论”的提出与“理论自觉”的轨迹》,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591页。

 

作者简介:方舒,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北京,100081;彭莉莉,武汉市儿童福利院院长,社会学博士,武汉,43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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